说「我去（quuuu—）」的重要性（注：这里的 “我去” 表感叹，非主谓结构）

原文：The Importance of Saying “Oops”

我刚读完 Enron（安然公司）的衰落史——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我决定要给此书颁发一个「最不恰当书名」奖（由我个人认证的）。

Enron 的缓慢衰落和突然瓦解，其实早有征兆，其一正在我的意料之中——公司的高管玩家们从未承认他们犯过什么大错。当第 247 号灾难已经发展到了需要通过实施政策改革来破局的地步时，他们会说：「凎，竟然没成——本来那个点子挺好的啊——现在怎样才能让这堆烂摊子不在资产负债表上被看出来？」但不会说：「现在复盘再看，问题确实很明显，它在一开始就已经有点苗头了。」他们也不会说：「我真是蠢到家了。」在「承认某个根本性问题」这一点上，（他们的认知）从来不会有分水岭般的突破性转折，从来不会迎来谦卑的开悟时刻。在公司破产以后，Enron 的前首席运营官及短任首席执行官 Jeff Skilling，拒绝了律师关于援引第五修正案（行使沉默权）的建议；他在国会作证时坚称，Enron 曾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并非所有的改变都是一种进步，但是所有的进步都必然是一种改变。如果我们只承认局部的微小错误，我们就只会做出局部的微小改变。我们大改的动力源自于我们对大错的承认。

孩提时代，我在科学与科幻作品的均匀熏陶下长大，从海因莱因（Heinlein）到费曼（Feynman），我学到了「传统理性」（Traditional Rationality）的种种信条：你的理论必须要大胆，还要能经得起证伪；在面对相反的证据时，你得愿意做出那种放弃自己观点的英雄式牺牲；在辩论中，你要举止友善，努力避免自欺欺人，也别说一些模棱两可的空话。

传统的理性主义教育试图培养出一批最终会向相反证据让步的辩论者——总有某座足以动摇你观念的证据大山就屹立在某处。这并非无关紧要的小事；正是它将「科学」和「宗教」两者区别开来。但这种教育却较少关注——「速度」以及「斗争的尽快放弃」和「证据的高效整合」，因此，只需最少量的相反证据就能粉碎你珍视的信念。

我是在传统理性主义的熏陶下长大的，而且我也自认为是个相当不错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在后来，我转向了「贝叶斯之道」（Bayescraft）（拉普拉斯 / 杰恩斯 / 特沃斯基 / 卡尼曼），至于转变的后果嘛...额，这又是另一个漫长的故事了。简单说，我之所以转变，是因为我意识到了：传统理性里那些模糊的语言信条，已经无法有效地帮助我避免重大错误了。

在我终于完全地承认了我犯下的错误后，我回看那条让我走向「可怕认知误区」的道路。我看到——我曾做出了一系列的微小让步，我极不情愿地放弃每一毫米阵地，我尽可能保证自己在每个场合下都能免于犯错，我只有在错误小得可以忍受时才会承认错误。然而现在我意识到，如果当时我能毫无顾忌地、只是简单大喊一声**「我去！」**，我本可以更快地采取行动走向正轨。

于是我想：我必须要提升我的境界。

对自己所酿造的大错的承认，是一件能为你带来巨大优势的事情。这会让人感到痛苦，但这也能改变你的整个人生。

那样的时刻是非常重要的——认知上如分水岭般的灵光一闪、心怀谦卑的顿悟。你要老老实实地去承认某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而不要试图把问题切分成一个又一个让人更好接受的小错误。

（但是也）不要沉迷于戏剧性，不要变得对“承认错误”这件事引以为傲。如果在一开始就能把事情做对，无疑才是更好的。但是，如果你的确已经犯了错，那么最好能来一次对问题整体的全面审视（以看清症结所在）。即便是从享乐主义的角度出发，承受一次巨大的损失也好过承受多次更小的损失。（与之对应的）另一种做法则是，（通过对错误的分割）把这场与自身错误的斗争拉长到数年之久。Enron 就是一个例证。

从那以后，我目睹着其他人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系列微小让步，极不情愿地放弃掉每一毫米他们曾坚守的阵地；如果只需要承认一个局部错误就足以应付（眼前的问题）时，他们绝不会去承认一个全局错误；他们总是尽可能少地从每一个错误中学习。他们把本可以自觉地打包起来一举击破的问题，变成了必须通过一番纠结争论来各个击破的微小局部问题。他们永远都不会在承认一个错误以后，说出“我一直都是个蠢蛋。”这种话。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尴尬，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出类似以下的解释：原则上我是对的、它本来可以奏效的，我仍怀抱着对任何我所执着事物的本质的追求。在这一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他们不仅捍卫了自己的骄傲自尊，还为错误的重蹈埋下了鲜活的种子，他们也将继续（在重蹈的错误面前）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捍卫自己的骄傲自尊。

如果有一粒苦药丸是你必须要吞下的，那你最好一口吞下，只恶心自己一次。